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及生态环境的破坏，海洋渔业资源出现持续衰退问题[1-4]。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是指采用人工方法向天然水域投放鱼、虾、蟹、贝等动物幼体(亲体、受精卵等)以增加种群数量，修复渔业生物群落结构，从而达到增殖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目的[5]，这也是恢复渔业资源、提高渔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并已在世界范围广泛开展[6]。1900年前后，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就已经实施鳕(Gadus maerocephalus)、黑线鳕(Melanogrammus aeglefinus)、狭鳕(Gaduschal cogrammus)、鲽(Pleuronectidae)、鲆(Bothidae)、龙虾(Palinuridae)和扇贝(Pectinidae)等的增殖放流工作[7]。Kitada[8]研究表明，2011—2016年全世界20个国家共投放187个物种。1950—1987年，中国增殖放流活动开始初步探索，1964年开始进行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a)、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和鳙(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等淡水四大家鱼的增殖放流[9]。而规模化的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在黄、渤海区放流中国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之后扩展至海蜇(Rhopilema esculentum)、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和金乌贼(Sepia esculenta)等[10]。
关于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方法及效果评估，国内外学者已做了不少研究。Leber等[11-12]认为，存量改良成为渔业资源的一种管理工具，孵化场饲养鱼的管理和监控不当对自然种群的危害大于益处。Laiker等[13]从遗传学角度提出，大规模增殖渔业资源可能产生基因交流，造成野生群体失去原有遗传变异特性和生境适应性，并改变群落组成与结构等。Bartley等[14]认为，可通过开发分子标记方法减少资源评估中的误导。周永东等[15]提出，研究增殖放流效益评估时，除外部标志、内部标志和生物体标志技术外，还要加强以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对放流鱼种进行基因标记等新方法研究。刘春洋等[16]提出，先在自然海域进行海蜇捕捞，再进行一次海蜇放流，便可准确判断出放流海蜇的回捕率。周军等[17]对中国对虾增殖放流进行跟踪调查后认为，利用时间差作为放流虾和自然虾的标志法是可行的，比挂牌和剪尾扇等方法简便、经济且更具可操作性。曹奕等[18]通过对江苏沿海大竹蛏野生群体与人工增殖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及遗传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大竹蛏苗种培育过程中的遗传分化，这为合理保护增殖放流资源和种质资源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此外，许多学者还探寻了融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一体的增殖放流技术方法，如放流物种间相互影响[18-19]、增殖生态容量评估[20-21]等。
目前，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研究多侧重于种群遗传、回捕率及增殖效益评估等方面，在增殖放流规划、计划与方案制定，种类选择与数量、密度匡算，种质与质量把关，时间与地点安排，监督与管理把控，效果评估，以及后续策略调整等方面研究较少。本研究中，综述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和生态修复研究进展，针对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成因探讨，以期为提高中国渔业资源增殖与海洋生态修复效果提供科学参考。
1 中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发展历程
中国海洋生物增殖放流自20世纪70年代起步，近50年来，海洋渔业资源增殖事业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中，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影响着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确立了以资源增殖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濒危物种保护、水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三大行动为重点工作[22]。在2007—2009年，全国共投入资金11.64亿元，放流各类水产苗种636.6亿尾(粒)，增殖放流水域覆盖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近海港湾和滩涂等海域[23]。据《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总体规划(2011—2015)》显示：“十二五”期间全国增殖放流水生生物苗种1 541.69亿尾(粒)，其中，2015年规划放流苗种167种340.29亿尾(粒)，包括经济物种125种340亿尾(粒)(含地方特有物种28种2 000万尾)、珍稀濒危物种42种0.29亿尾(粒)[23]。“十三五”期间，确定全国适宜放流物种230种，其中淡水广布种21种，淡水区域性物种93种，海水物种52种，珍稀濒危物种64种[24]，在此期间全国累计放流各类水生生物1 900多亿尾(粒)[25]。《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在“十四五”期间适宜放流水生物种286种，适宜增殖放流水域410片，计划到2025年，增殖放流水生生物数量将保持在1 500亿尾(粒)左右，将构建成“区域特色鲜明、目标定位清晰、布局科学合理、管理规范有序”的增殖放流苗种供应体系[25](表1)。以上增殖放流活动促进了原有水域生态安全，同时确定了增殖放流的主要物种目录和重点水域，充分发挥了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表1 “十二五”至“十四五”期间适宜增殖放流物种及其数量[23-25]
Tab.1 Species and numbers suitable for release from the 12th to 14th Five-Year Plan
规划期 five-year plan适宜放流物种数/种number of species suitable for release经济物种数/种number of economic species放流总数量/亿尾(粒)total quantity of discharge“十二五”12th Five-Year Plan约2001251 541.69“十三五”13th Five-Year Plan23085>1 900“十四五”14th Five-Year Plan286—约1 500
在黄、渤海海域，中国对虾、金乌贼等是重要的增殖放流品种，早在20世纪80年代，黄海水产研究所和山东半岛地区相关单位开展了对虾增殖放流工作，该地区对虾产量达到150亿尾[26]，秋季捕捞量超过4万t，有效缓解了渔业生产对中国对虾自然资源的捕捞压力，对山东半岛的中国对虾资源补充和资源修复均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27]。此外，金乌贼也是山东省重要的增殖放流对象。自1991年起，山东省通过投放附卵乌贼笼、柽柳和黄花蒿附卵基，放流乌贼幼体及受精卵，投放新型附卵器等方式开展增殖放流，增殖效果显著，放流群体对自然资源的补充效果明显，放流海域金乌贼资源贡献率高达30%[28]。在东海海域，增殖放流品种主要以三疣梭子蟹、曼氏无针乌贼及大黄鱼等为主。徐开达等[29]指出，增殖放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复浙江北部海域曼氏无针乌贼资源的效果，通过模型估算，每放流1万粒受精卵可形成137.3 kg捕捞产量。同样，在江苏近海曼氏无针乌贼的增殖放流增加了该海域的资源量，其资源量是放流量的2.26倍[30]。在东海洞头海域，三疣梭子蟹的增殖放流有效地恢复了其资源量，其中，放流群体占总渔获的24.2%，放流回捕率为3.30%，捕捞量为39.6 t，回捕经济效益达158.4万元[31]。在辽东湾海域，三疣梭子蟹增殖放流效果也较显著，放流群体占比高达30.10%，投入产出比达1∶12.02[32]。2000—2009年在舟山渔场共放流岱衢族大黄鱼1 288.0万尾，平均回捕率为2.73%，使得舟山渔场岱衢族大黄鱼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33]。尽管大黄鱼增殖放流效果不如三疣梭子蟹、曼氏无针乌贼等一年生经济动物明显，但大规模增殖放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资源量的恢复。
2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现状思考
研究与实践表明，增殖放流对渔业资源恢复和海洋生态修复具有显著作用，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规划、计划与方案编制等环节存在缺陷，可能会产生生态风险问题。因此，掌握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把握增殖放流种类选择、数量与密度匡算、时间与地点安排、监督与管理把控、效果评估及后续策略调整与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2.1 增殖放流规划与计划
中国海岸线绵长，海域面积辽阔，跨越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不同海域生态与资源虽然客观上存在一些共同特征，但也存在一定的生境差异。目前，中国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状况及变化特征的调查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时间尺度异步化与断层化、空间尺度局域化与异质化等时空特征。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方主管部门制定下发的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规划、计划、纲要或指导意见可能未完全基于全海域或局域持续的生态调查研究考虑，存在增殖放流政策制定较为宏观的现象，各地大多独自完成当地的增殖放流工作，缺乏基于全海域生态整体统筹的长远增殖放流规划。
2.2 增殖放流方案编制
各省(市、自治区)依据国家主管部门编制的规划、纲要、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下发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指导性文件，下达当年增殖放流数量目标任务，列出可选择放流的种类目录，并下拨增殖放流配套资金。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方实施主体往往把完成增殖放流目标任务作为首要考虑，按照有关法规、政策和文件要求使用增殖放流配套资金，而增殖放流方案的编制可能未依据对拟放流海域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物种组成、结构、物质循环及能量流动等进行全面调查与深入研究结果，难以厘清拟放流物种的数量、密度及种间比例关系的实际状态，导致增殖放流效果往往难以如愿。
2.3 增殖放流种类选择和数量匡定
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一般采用放流、底播和移植等方式向海洋投放水生生物苗种或亲体[34]。放流可促进资源增殖，但客观上也存在生态风险，如选择并非海洋生物群落中需要修复的物种，或所选种类为外来物种、杂交种及种质不纯种等[35]，客观上会污染自然群体的基因库，从而加速渔业资源的衰退，甚至严重破坏增殖放流海域生物群落结构的稳定性。长期以来，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种类的选择大多依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规划、纲要等文件规定的物种目录清单选择，基于拟需完成的增殖放流任务、资金数额、成品经济价值及种苗采购便利度等决定放流数量。但在实际工作中，会出现部分实施主体自主选择物种和匡定数量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前期基于海洋生态和渔业生物群落的基础调查研究较弱，且各海区间或毗连海域间资源增殖放流工作呈现各自安排，缺乏根据全海域客观要求的统筹协调物种选择和数量分配。
2.4 增殖放流时空布局现状
部分地区在增殖放流过程中，放流地点的选定较随意，缺乏充分的论证与筛选，工作中往往把大量的苗种集中放流在同一片海域，或者把多个苗种大量放流在同一片海域，未能充分考虑生态时空适宜性。为便于对放流苗种群体监管与保护，常常在伏季休渔期进行增殖放流，未能充分顾及不同规格的放流苗种在不同时期对生境适宜性时空布局的客观需求。也有部分增殖放流实施主体为了节约成本任意选择放流海区，将苗种放流在不适宜的海域，造成放流苗种环境适应性差、死亡率高等问题[36]。
2.5 增殖放流过程监督管理
部分地区在增殖放流过程中，缺乏对鱼苗品质、运输装载和检验检疫等过程的监督管理。具体表现在：1)拟放流的苗种，由于缺乏暂养过程、存活率监督等，其鱼种品质难以保证；2)部分放流的苗种是育苗场卖剩的劣质苗种；3)苗种在装卸车、运输过程中野蛮操作，导致放流前苗种破损和疫病严重；4)针对放流苗种的检验检疫等防疫工作几乎空白；5)海洋气象环境及周边人为活动监管不到位，甚至出现一边放流苗种，一边被当作幼体捕捞等现象[4]。因此，最终导致增殖放流的实际效果难遂人愿。
2.6 增殖放流综合效益监测与评估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以修复受损生境、养护渔业资源为主要目的，实现海洋环境保护、生境修复和资源持续利用并举的目标[37]。增殖放流在补充放流群体的资源量与提高放流海域产出能力的同时，也给放流海域及野生群体带来了一定的潜在生态风险，如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遗传多样性降低等[38-39]。因此，在实施增殖放流的同时，客观上需要开展综合效益的监测和评估，评估是否达到增殖放流的预期效果及对海洋生态造成的影响；还需要针对生态环境及生物群落组成进行调查研究，评估是否有效地利用了海洋生态系统，实现对海洋的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40]。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区对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效果和影响的监测与评估未受到足够重视，既缺乏对综合效益的监测和评估研究，又缺乏提高增殖放流效果的改进措施。
3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优化建议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是多学科、多部门协同开展的一项复杂工程，在放流前、放流中和放流后均存在诸多相关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因此，针对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现状提出如下优化建议。
3.1 进一步完善增殖放流规划、计划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基于中国全局持续的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调查研究，探明中国海洋生态和海洋生物群落健康度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编制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规划与年度计划并细化相关方案。各海区、省(市、自治区)及各县(区)管理部门应依据国家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要求，统筹编制各海域增殖放流中长远规划与年度计划，统筹放流时空布局，制定出地方性资源增殖的中长远规划和可行性年度计划，合理布局[41]。增殖放流实施主体则根据省(市、自治区)的统一布局，基于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调查研究结果，编制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规划与计划，区域联动，上下结合，统筹兼顾，提出各海域地方性资源增殖实施方案[41]。根据苗种跟踪监测和研究结果，适时适度调整和完善原有的增殖放流规划、计划和方案。
3.2 综合考虑区域生态系统的种类筛选及其配比
增殖放流种类筛选需基于拟放流海域的生物群落和环境进行本底调查，利用Ecopath模型等对海洋生物群落进行食物链和食物网的构建，评价各物种的生态位和物种间的生态位重叠特征，评估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健康度，并且与拟放流海域渔业资源与生态的历史状况作对比，分析海洋生物群落组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特征，进一步筛选拟增殖放流的关键生态种类、重要经济种类和地方特色种类，即进行综合谋划。建议种类筛选需遵循以下原则：1)优先原则，即优先修复具有关键生态价值、地方特色和较高经济价值的种类并进行综合评估决策；2)乡土种质原则，即务必对拟放流亲体或苗种种质资源严格把关，避免外来种质资源干扰入侵，以保障放流种类的乡土种质；3)种苗便利原则，即优选当地便利提供批量种苗的种类；4)生态位互补原则，即选择生态位相似且可以进行互补替代的物种。同时，增殖放流的数量、密度及配比需整体统筹协调。建议放流数量可参照放流海区该种类历年最大的世代产量，并根据不同补充量水平与回捕率确定相应年份种苗的放流数量[42]；密度和配比则需要基于渔业生物群落种类组成、生态位、营养级、生物量、密度和生态效率等开展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评估得出。
3.3 综合考虑苗种生物学特征和生态学习性的放流时空布局
增殖放流时空布局直接关乎放流效果。同一种类苗种在不同季节放流后的存活率有所不同，放流时间要避开敌害生物大量发生的时间及野生群体的生长期，以提高苗种的存活率；不同种类苗种适宜放流时间的需求往往客观上存在差异[43]。苗种放流时间一般选择在气温相对温和的春、秋季，如春季适宜放流的苗种有鲑科鱼类、刺参、菲律宾蛤仔、文蛤和海蜇等，而在秋季适宜放流大黄鱼、中国对虾、黑鲷等苗种[44-47]。另外，不同水生生物种类对生境有特殊需求，如食物来源、沉积物类型和庇护场所等生境因素会影响水生生物的空间分布。因此，增殖放流应该选择在水温、盐度、海流、溶解氧、饵料生物和敌害生物等环境条件适宜的海域，以保证幼体的存活率。一般而言，最适宜的放流海区应是增殖种类自然鱼卵、仔稚鱼及种苗分布的密集区，以利于种苗可及时获得饵料生物保障，避开敌害生物侵害[42]。
3.4 强化同步和后续的监督管理
增殖放流前期调研和工作准备直接关系到放流效果，需加强放流苗种种质安全、苗种质量、苗种检疫和野化训练等关键环节。可利用区块链、物联网等先进技术，逐步建立增殖放流智慧监管体系，探索实现育苗全过程在线实时监控、关键节点育苗进度“云报告”和渔业主管部门随时随机监督检查等功能[48]。同时，在苗种培育及放流实施过程中，重视增殖目标种的野化训练环节，研发其野化训练技术，提高放流苗种的野外生存能力和放流存活率[49]。此外，监督管理放流前后的水文气象、捕捞生产、周边工程建设及运营等影响因素，强化增殖放流监管。在增殖放流水域采取划定禁渔区和禁渔期等保护措施，强化增殖前后放流区域内有害渔具清理和水上执法检查，确保放流水生物种得到有效保护[25]。
3.5 重视增殖放流效果评估
增殖放流的综合效益包括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通过调查研究增殖种类放流前和放流后的生物量、密度、优势度、生态位和遗传多样性等多个参数的变化特征，以及酌情采用染色标志、荧光标志、基因标志等手段监测和评估增殖放流的综合效益。构建回顾性评价和后续改进的技术体系，即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及渔业生物群落尤其是放流种类全局持续的本底和跟踪调查及研究结果，针对全国沿海海域、各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的增殖放流规划、计划，以及各县(区)放流方案筛选的放流种类、数量、密度、配比和放流时空布局等进行放流效果评估与研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再调整的改进措施。此外，有关部门必要时需在海区间或毗连行政区间启动联动机制，采取全局协调和统筹改进策略，以确保增殖放流规划、计划及方案符合生态系统及渔业资源修复的客观需求，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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